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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鈞 新聞界的教父

  • 2012-10-25
  • Ruling Digital

【楊倩蓉撰稿】

  「樂觀、忍耐、奮鬥。」

  他曾經先後畢業於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與新聞研究院,親炙一代報人董顯光與馬星野的教誨,從而影響他一生的新聞事業。

  從中央日報平津特派員做起,歷經平津變局與南京危城的採訪挑戰;三十三歲,毅然放下新聞工作赴美留學,成為台灣到美國留學首批留學生之一。

  他曾說過:「消極的不回來,回來的就不消極。」自美學成返國後,旋即投入政大新聞教育事業,政大新聞館的落成與新聞系課程修訂,都在他擔任系主任期間完成。

  很多人尊他為新聞界的教父,因為他是國內九所大專院校新聞科系老師的老師。

  曾任政大傳播學院院長羅文輝說,王洪鈞對我國新聞教育及事業最大的貢獻,就是其所撰寫的《新聞採訪學》一書,影響新聞人員採訪寫作觀念甚鉅,至今仍對新聞系學生有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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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政大新聞系有兩位人氣極高的名師,一位是徐佳士老師,另一位就是王洪鈞老師。

 曾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及傳播院長的潘家慶老師,當年是政大新聞系在台復校後第一屆大學部的學生,回憶起當年王洪鈞老師上課情景,至今印象深刻。

 潘家慶老師說,王洪鈞老師教我們採訪寫作課,他的特長就是採訪,而且寫作功夫一流。「他改我們稿子是一個字一個字改,常常整篇下來就是滿堂紅,非常用心,學生跟他的感情非常好。」

 有一年大水淹入政大校舍,王洪鈞老師的宿舍全都浸泡在水中,學生們都赤足熱情前來幫忙,將每一本泡在泥水中的書本與信函一一耐心刷洗,讓王洪鈞很感動。

 不過,王洪鈞對學生課業的要求卻極嚴,他的採訪寫作課,常常藉機出題給學生練習寫作,有一次帶學生去爬指南宮,立即出題要求大家沿途仔細觀察一景一物,下山後每人交一篇特寫報導,結果王洪鈞對學生繳交的作業不甚滿意,因為沒有一個人寫得周詳,他告訴學生:「新聞不易,特寫更難。」

 這位後來被尊為新聞界教父,教書近四十年,先後在政大、師大、輔大、文大、空大、政戰學校及世新學院開課,曾是國內九所大專院校新聞科系老師的老師,一生都鼓吹新聞記者必須要具備悲天憫人的情懷,他給學生的座右銘「樂觀、忍耐、奮鬥」,其實正是他一生從事新聞事業的寫照。

十六歲立志做新聞記者,進入政校念新聞系

 民國二十七年,新聞學在中國已經成為一門大家追求的熱門學問,那一年,王洪鈞十六歲,在四川中學念高二,已經立志要作新聞記者,立志畢業後要進入當時最具聲譽的《大公報》。

 他在《我篤信新聞教育》一書中寫道:「我所以對新聞記者工作著迷,主要是我從小時候開始不幸的家庭生活和長大後的工作環境中所形成的性格使然。」

 七歲父親離家,十一歲母親過世,童年飽受大家庭生活不平的他,十六歲時因為戰亂與家庭隔絕,開始流亡學生生涯。高中時在教育部安排下進入四川中學念書,因為文筆好,他開始在學校辦壁報,暑假借住親戚家時甚至辦起一份家庭日報,每日將晚餐菜單寫成頭條新聞給他的四伯父看,四伯父看了竟然愛不釋手,更讓他確認自己適合走上新聞記者一途。

 不過,真正影響他一生篤信新聞事業是一門專業,則是從考入當時設在四川重慶中央政治學校新聞專修班念書開始,遇到影響他一生最大的兩位業師,馬星野先生及董顯光先生。

 王洪鈞曾說:「在專業工作中,受兩位業師影響最為深遠,一是董顯光,一是馬星野。」尤其是馬星野對新聞事業的熱誠與奉獻,影響王洪鈞甚鉅,從他踏入政校念新聞專修班到考入新聞研究院,兩次都受教於馬星野,研究院畢業後也是馬星野帶他進入中央日報,朝夕跟隨達七年之久。

 王洪鈞說,馬星野為政校畢業學生就業或是實習問題煞費苦心,因為不見得媒體會願意接受剛畢業的新聞系學生,例如著名的《大公報》,也是王洪鈞當初立志作新聞記者希望畢業後進入的報社,他說:「始終沒有政校同學進去。」不過,他很慶幸在政校專修班畢業後分發到中央通訊社,當時中央通訊社在資深報人蕭同茲與陳博生的主持下,發展成為國際性的大通訊社,對他而言,等於是一個無形的新聞學校。

 為了加強自己的專業,王洪鈞在中央通訊社擔任助理編譯時,看到編輯部及英文部的同事幾乎都是燕京大學與聖約翰大學等教會畢業的學生,英文造詣佳,平日也是說英文,他自知能力不及別人,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別的同事只要早晚選一班上即可,他自願一天三班都上,跟著中央通訊社的長官們學習,每天十二小時。

 所以,早年與王洪鈞、于衡並稱「新聞圈內三劍客」的著名資深新聞人歐陽醇如此形容他的好友王洪鈞:「常有人說,洪鈞有貴人相助,實際上是他的勤奮、誠懇、踏實,獲得他人的肯定。」

 勤奮,確實是他一生的寫照,中央通訊社工作一年後,民國三十三年,他考入政校新聞研究院,於是辭掉通訊社工作專心念書,開始接受美國模式的新聞教育,並在這裡遇到影響他一生的另外一位啟蒙老師董顯光。

 這所中國第一間新聞研究院由董顯光創辦並擔任院長,當時也擔任中宣部副部長的董顯光非常注重新聞學院培養專業人才,王洪鈞回憶說,每晚董顯光都會到教室探看學生夜間寫稿的情形,並給予指導。新聞學院的師資乃是由董顯光親自赴美尋求哥倫比亞新聞學院合作,由哥大指派新聞學院教授前來授課,並帶來美式新聞教育,包括新聞採訪和寫作方法;王洪鈞說:「政校新聞教育時間雖然只有一年,但對我平生從事新聞工作和教書工作有很長遠的影響。」

追隨馬師,擔任中央日報新聞記者

 民國三十四年後,歷經八年抗戰,日本政府終於宣布投降,王洪鈞的新聞記者生涯也同時展開。抗戰勝利後,從北平、天津、長春、瀋陽、青島到上海都成為新聞重鎮,急需新聞工作人員,新聞研究院院長董顯光與副院長曾虛白決定指派王洪鈞擔任天津聯絡員,不久,他的恩師馬星野奉派接任中央日報社長,重新指派王洪鈞擔任平津特派員兼辦事處主任,開啟採訪生涯的重大挑戰。

 當時,對日抗戰雖勝利,但是國共內戰與華北軍政情勢卻已經展開,王洪鈞派駐北平後,一方面努力在混亂情勢中搶新聞,一方面對於如何賣出報紙也有自己作為。

 王洪鈞說:「我對報業經營外行,但始終很有興趣。」在他看來,傳統新聞教育中最容易忽視的一個環節,就是如何賣報。所以早在新聞研究院念書時,他就跟高他一期的學姐余夢燕等人一起研究如何用白話中文來改進中文的新聞寫作。擔任平津特派員時,不僅建立南京中央日報在北平的行銷市場;原本需要三到四天才能到達北平讀者手中的南京中央日報,也在他洽談下,改成每天將報紙空運到北平,下午四點即可抵達。

 華北局勢惡化後,王洪鈞調回南京中央日報擔任編輯兼採訪市新聞,這段期間,他一方面繼續推動新聞白話運動,一方面也努力在版面與標題設計上創新,同時接受馬星野指派的任務,創辦資料供應社,主要對國內外報紙提供新聞特寫、照片及地圖等。

 民國三十七年,國共內戰擴大,中央日報決定遷往台灣,隔年,王洪鈞也追隨馬星野來台擔任台灣中央日報採訪主任。當時中央日報在台北的草創時期,物資與人力都極缺乏,但是王洪鈞說:「馬師領導下的中央日報,員工無我無私,忠勤用命。」民國四十一年,馬星野突然從中央日報社長一職調任為駐巴拿馬大使,也間接促使王洪鈞離開中央日報資料室主任一職,追隨馬星野辦報已達七年之久的他,下定決心到密蘇里大學求學。

赴美求學,萌生返國教書心願

 民國四十三年,王洪鈞經董顯光與馬星野撰函推薦,赴美至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念碩士,當時,仍在中央日報就職的他,赴美求學不僅開了國內在職進修人員先例,也成為台灣首批留學美國的留學生之一。

 對報業經營管理一直持高度興趣的王洪鈞,赴密大求學時,特別選修「廣告原理及實務」與「經理與發行」。他用一年三個月的時間拿到碩士學位,同時回國教書的心願隱然形成。

 為了準備教書材料,他決定畢業後繼續留在美國紐約僑報擔任主筆,增加國外新聞採訪經驗,同時經常到鄰近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圖書館補念與新聞及大眾傳播相關知識。

 或許是心想事成,民國四十六年王洪鈞返國,當時他是政府遷台後最早取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碩士的留學生之一;當天晚上,在台復校不久的政大新聞系系主任謝然之忽然登門拜訪,邀請他到政大新聞系教書,他也由此立下辦好政大新聞系為第一大志的心願。

 初返國時,王洪鈞一方面接任中央日報主筆職務,一方面在政大新聞系開採訪學課程;民國四十九年,王洪鈞正式接任新聞系系主任,開始積極為政大新聞教育奠基與創新。

 政大前任傳播學院院長羅文輝在〈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對中華民國新聞教育及新聞事業的影響〉一文中曾表示:「王洪鈞接任政大新聞系主任後,頗多建樹。他在民國五十二年參考國內外教育學者的意見,修訂課程,使政大新聞系的課程兼具理論與實務,更能配合當時新聞事業之需要。而政大新聞館也在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九日正式落成,新聞館舉行落成典禮時,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曾來電致賀,在當時頗受矚目。」

 剛接任系主任時,當時政大新聞系在台復校不過四、五年,面對許多新的挑戰與壓力。王洪鈞認為,這些挑戰來自於過去以報學為主體的新聞教育在面對日新月異的大眾傳播學術後,必須要有新的教育方向,才能滿足媒體對新聞人才的需求。此外,當時教育界、學術界與實務界對新聞教育的目標也看法不一致,以致於教育部無法提供統一的指導方針;於此之故,舉辦全國新聞教育會議成為急迫的事。

落實政大新聞課程理論與實務

 民國五十年,政大校長劉季洪召開全國第一次新聞教育座談會,邀集專家學者討論政大新聞教育長期發展計畫後,王洪鈞收集各方意見後便開始著手修訂政大新聞課程,當時擔任新聞系助教的潘家慶回憶:「原來新聞系課程大抵上是從大陸延續過來的,王洪鈞老師他有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就是融入一部分社會科學,主要是以社會科學,不過我們的課程還是以新聞為主。」

 畢生鼓吹新聞記者應該具備悲天憫人情懷的王洪鈞認為:「新聞教育在教育領域中是一種獨特的專業教育。新聞記者,任憑他有千般本領,萬種才能,皆是其次。最重要的,新聞記者需要悲憫、需要同情、需要對眾生之愛。」所以民國五十二年新聞系修訂後的課程,在社會人文科學方面就占了百分之五十三,希望藉由通才課程的增加,讓學生在專業教育中建立自己的知識架構。

 他對通識教育的重視也表現在修訂課程的另一個重點,那就是專精科目。當時有專家學者在教育會議上建議從大三開始進行分組教學,但是王洪鈞堅持大四才分組教學,因為他不希望過早分組教學影響到學生對其他通識教育的學習。到了民國五十四年,教育部在修訂全國大專學院新聞系部分時,便以政大課程修訂案為藍本,可見對此課程修訂的肯定。

 新聞教育座談會還有另一個影響,那就是加速新聞館的建成。

 事實上,民國四十八年,當時政大劉季洪校長有感於新聞教育的重要性,已經開始倡建新聞館,希望作為學生實習與研究中心;全國新聞教育座談會召開後,更加速興建的腳步,到了民國五十一年三月,新聞館便已經落成。

 由於新聞館的落成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座專為實施新聞教育所成立的輔助教學設施,當時美國總統甘迺迪甚至賀電致意,其他包括紐約時報董事長老沙茲格伯(Arthur Hays Sulzberger)與《時代》雜誌發行人亨利魯斯(Henry R. Luce)都曾對政大新聞館落成表示祝賀之意。

 有了新聞館,實習制度可以更加落實;王洪鈞自己也曾說:「課程修訂及實習制度之建立,正是早期政大新聞教育較為吃重的工作,也確立了政大新聞系的特色,甚至對國內新聞教育發生了相當深遠的影響。」

 當時除了已經成立的兩份實習刊物包括中文的《學生新聞》與英文的《政治前鋒》外,還有新聞攝影實習,卻獨缺實習的廣播電台,為了建台事宜多方奔走的王洪鈞,終於讓「政大廣播台」得以在民國五十四年首度開播。

新聞採訪學著作,影響新聞教育甚鉅

 自從在政大新聞系執教鞭後,王洪鈞也開始陸續在國內各大專院校新聞科系開課,所講授的科目,從新聞學、採訪寫作、大眾傳播學,到公共關係等相關科目,啟蒙了許多新聞科系的學生。雖然他後來不無遺憾地表示,在他長達數十年的教育生涯裡,「述而不作」居多,時間都花在教書上,難免忽略了個人的著作;不過,政大傳播學院前院長羅文輝曾表示:「王洪鈞對我國新聞教育及事業最大的貢獻,就是其所撰寫的《新聞採訪學》一書,影響新聞人員採訪寫作觀念甚鉅,至今仍是新聞系學生必讀的教科書。」

 這本《新聞採訪學》教科書其實早在他尚未留美,在中央日報由外勤轉內勤擔任資料室主任時便已開始撰寫,當時他一邊蒐集各種實例,一邊將過去個人的採訪經歷與所學專長寫成文字,並請馬星野指教;到了民國四十三年赴美至密蘇里大學念書後,又將密大所學的新聞理論加以補充寫就這本《新聞採訪學》一書,隔年將原稿寄回台北出版,結果不斷再版,多年來一直是許多新聞科系學生與從業人員必讀的專業書籍。

 從民國三十年在四川考入中央政校新聞專修班開始,直到民國七十八年自政大退休,王洪鈞與政大幾乎結下了半世紀的緣份。

 他在政大教書這麼多年,學生上他的新聞學課第一天,一定被要求寫下一篇為什麼要考政大新聞系以及將來想作一個怎樣的新聞記者的「千字文」,對生涯規劃極重視的他,從自己的經驗出發,希望新聞系學生及早立志向,少走一點冤枉路。

 他的好友資深報人歐陽醇稱讚他是一位「樂觀主義者,很少看到他消極過」,正如同當年他留給政大新聞系學生「樂觀、忍耐、奮鬥」這句座右銘,一直長存在政大新聞系友的心中。

【小檔案】
王洪鈞 教授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碩士

1957 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碩士畢業
1962 任政大新聞系主任期間,新聞館落成
1989 自政大退休
2004  逝世於舊金山

本文轉載自《提燈照路的人:政大新聞系75年典範人物》(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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