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bit

研究特寫/研究是在錯誤中摸索出路—柯裕棻老師專訪

  • 2012-10-11
  • Ruling Digital


This is an image  【傳播學院劉倚帆報導】「柯裕棻」這名字對一般人而言,是一位作家,但作為學者,大家也許還不太熟悉。

「讀書,不是難事」
 
柯裕棻大學畢業後,曾從事過記者、廣告文案等工作;跑新聞、寫文案的工作對她來說並不困難,「但是,難的是職場的遊戲規則。」她發現自己並不適合職場的生態,「常常見到同事間的明爭暗鬥,我非常不適應這種同儕關係。」在職場闖蕩兩三年後,她開始有了出國深造的念頭。
 
「本來只是想出去拿個學位,順便轉換心情,回來之後再重新出發。」但在美國修讀碩士時她發現,在別人眼中諱莫如深的理論概念,她卻能夠得心應手,「我很能耐著性子跟書本相處,所以讀書對我來說不是那麼困難的事。」因此,獲得碩士學位後,她開始思考是否要繼續深造。
 
柯裕棻說,拿到碩士學位的時候,正逢台灣解嚴不久,政府陸續解除對媒體言論與機構的管制,「那時候可說是時局大好,所以還蠻希望能夠重新進入職場大展身手的。」但幾經思考,柯老師還是決定繼續念博士。
 
沉浸學海為後人
 
當時家人很關心她的生涯規劃,擔心她念博士會太辛苦。但她對母親說,「跑新聞、做廣告的人很多,不差我一個,讀書、做學問的人少,所以我想要在這裡盡一點力,為以後的人留下些什麼。」雖然已是陳年往事,但談起這些,柯裕棻瞇眼笑了:「當時好天真哪。」語氣真誠,又有些回顧,她的感慨就如她的文字,平實中帶著淡淡的情感:「家人無條件支持我的決定,我很感激。」
 
因此她再度負笈遠行,並在文化研究知名學者約翰.費斯克(John Fiske)的指導下進行博士論文寫作。回憶起與這位「大師」相處的時光,柯老師說,Fiske是個性非常親和的老師,不僅與學生的關係友好親近,也很尊重學生的思考方式與推論邏輯,這對來自異文化的外國學生來說非常重要。她表示,「他總是能一針見血指出我的思考盲點,讓我一點都馬虎不得。」
 
「我不是大師的代言人」
 
柯裕棻指出,作為名師的學生,常常有人以為她的研究方向與想法跟教科書上的Fiske如出一轍,導致許多人「自以為」瞭解她的研究關懷,認為她「只」關注流行文化的抵抗性。但事實不然。柯裕棻說:「Fiske從不要求學生的觀點和研究立場一定要跟他相同。我當時不明白這是多大的胸襟,自己做老師之後才知道,這太難了。」
 
柯裕棻長期開設「媒介社會學」與「大眾文化研究」,帶學生探索流行文化現象的意涵;此外,在研究實踐上,她其實非常強調歷史。「我的博士論文主題是以文化史為取徑,光是這點就與一般人所認識的John Fiske非常不同,」她笑說,「我只是他的學生,並不是他的分身。」
 
柯裕棻認為,即時的探索流行文化雖有必要,但眼前所見的現象背後暗藏著更加深刻的文化脈絡和社會條件,「現象的某些意義與價值,還是必須經過時間的淘洗才能彰顯出來。」
 
寫一部電視文化史
 
柯裕棻最近正研究1960年代的電視文化。她選擇這個主題不僅是出自研究興趣,也因為她身處政大這個特殊環境。「政大保存了豐富的歷史文獻,許多傳播歷史資料是只有政大才有收藏。」她說,政大新聞系自創校便成立,許多與傳播發展相關的歷史資料被校方保留下來,應該要好好運用。
 
柯裕棻認為,電視其實是一架「文化機器」,它是在具體的物質基礎與社會條件下,進入台灣社會並普及。她說,電視自60年代引進台灣,不僅立即引發與之對應的政治論述,更牽涉到國際冷戰局勢、文化民族主義、去殖民化政策、工業經濟發展等因素的交錯影響,「這些都必須回到歷史的脈絡中加以理解。」柯老師說。
 
她在《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發表的研究中,做了一個簡單的總結:「60年代的電視不僅作為邁向『現代』的象徵投射,電視內容更承載並形塑了當時對於現代的想像。」
 
尚在摸索的麵包師傅
 
柯裕棻認為,歷史研究的核心價值,在於是否能夠融會手邊資料,提出具有足夠解釋力的論點。她比喻:「資料是一把四散的麵粉,我能做的是把手上的麵粉搓揉成麵團,再加上其他的材料以及自己的創意。」 她也謙稱:「坦白說,我還在摸索。這種研究是不斷在錯誤中摸索可能的出路。」
 
在研究電視文化時,柯裕棻發現相關的研究文獻十分有限,「我幾乎是從零開始」。正因如此,更堅定她繼續研究電視文化的信念,「知識是需要累積的。就算是被批評也好,如果能夠為後人留下一些什麼,即使不是學說而只是幾筆資料, 這樣就夠了。」她說。
 
只要有心,便能無懼昂揚前行。柯裕棻在荒蕪的研究之域開疆闢土,她的這番精神與執著,值得為她按一個「讚」!
 

【小檔案】
柯裕棻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傳播藝術博士
文化研究、媒介批評、台灣電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