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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師 / 不只是藝術家,「我是來政大學習的」— 陶亞倫

  • 2015-07-01
  • Ruling Digital

This is an image【傳播學院蔡雁雯報導】如果你已近知天命之年,你有多少勇氣放棄原本安逸又熟悉的生活圈,走向一個陌生又未知的環境呢?今年傳院的新進教師—陶亞倫,離開待了近十五年的台北藝術大學,選擇走進政大傳播學院,「我是來政大學習的。」陶亞倫直言。  

 攤開陶亞倫的學經歷表,會發現他有著滿滿的參展經驗與獲獎經歷,以機械裝置作品為藝術圈所熟知,其作品揉和了光與影像的元素,是台灣知名的當代藝術家。


 陶亞倫生長於一個基督教家庭,受到喜愛畫畫的母親影響,從小對藝術充滿興趣,對於自己的背景與經歷,陶亞倫也坦言,自己從小就不太擅長唸書,國中的時候還是放牛班的學生。雖然功課不好,卻很喜愛動手做,看到家裡有壞掉的家電,便拆下馬達,利用一些紙盒、木筒拼拼湊湊做出屬於自己的玩具車。從復興美工畢業後,「糊裡糊塗地考上了師大美術系,你覺得有多少人可以從復興美工考上師大呢?」陶亞倫回想起自己的經歷,還是覺得自己可以考上師大這件事情很神奇。 
 

大學時期的美國行,打開藝術視野

 談起大學時期,陶亞倫認為那是讓他認識當代藝術的重要階段。但那個時期的一開始,卻是從放棄自己最愛的手工玩具開始。「從小做手工玩具到大,一直做到大一,那時候想說是不是長大了,不要再搞了,才放棄。」直到大三與大四時期,在學校遇見了許多從國外回來的老師,帶給陶亞倫許多新的藝術觀點,認知到當代藝術應該與整個時代潮流走向結合,當時正值台灣工業化與科技化時代,便開始嘗試複合媒材創作,試驗性地將影像、互動與機械動力等結合。尤其大三暑假的美國之旅後,更讓陶亞倫重拾過去製作手工玩具的興趣,而且玩得更大,進而變成了大型的互動裝置。

 受到許多住在美國親戚的影響,使得陶亞倫從小便對美國存有許多嚮往。大三時想去美國,但家裡的環境卻不允許,除了一次賣掉十幾張大三以前的大小畫作外,陶亞倫還去擺地攤,「我那時候是師大公費生,但一個月只有3000元,錢不夠,就去擺地攤,賺了一年,賣女生的耳環、飾品,還被警察抓了兩次。」陶亞倫憶起當時的的美國夢,眼神中充滿了堅定,也靠著賣作品與擺地攤,讓他湊夠了到美國的旅費。首先,陶亞倫到了洛杉磯投靠親戚,但卻沒錢買到紐約的機票,便「偷偷買了灰狗巴士車票,我騙了親戚,跟他說我已經坐飛機到紐約,但其實那時候我還在內華達沙漠,坐了三天三夜的車到紐約。在抵達前覺得很興奮,坐在車子的第一排,天亮的時候有個老頭叫醒我,那時候經過雙子星大樓,就覺得很感動。」陶亞倫敘述著當時的心情,語氣中依然充滿了興奮。

 在紐約的半個月時間,陶亞倫逛遍了紐約的400多家畫廊與美術館,後來當然又坐了三天三夜的車回到洛杉磯。去了美國一趟後,陶亞倫看見紐約與台灣藝術市場與環境的差異,進而放棄畫畫,轉向大型裝置創作。為了再次出國,陶亞倫從台南藝術大學造形藝術研究所畢業後,便開始大量申請獎學金,只為了看看外面的世界。

交換學者經驗,養出創作膽量

 當時,台灣與藝術相關的出國獎學金主要有三個,陶亞倫一次拿到了兩個,其中美國亞洲協會的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所提供的補助,讓陶亞倫可以回到一直嚮往的美國擔任交換學者,洛克斐勒基金會擁有相當豐富的資源,當陶亞倫到達美國後,基金會請他進行計畫提案,「我不知道要提計畫,就隨便說我想去看太空梭發射,結果他們真的寄了一大疊資料來,讓我選想去參觀的時間,但是後來挑戰者號爆炸,我在美國的時候都沒有發射大空梭。」陶亞倫對於當年沒能成功看見太空梭發射,依舊充滿遺憾。

   在紐約與舊金山待了一段時間後,陶亞倫認為自己的膽量也因此變得更大,「在台灣受教育的人會有些自卑,總覺得不如人,不是讀書讀不贏,而是沒出過國。膽量變大後,看藝術的角度也會不同,不只是看一個很小的角落,而是看全面的。在國外大多是跟一些策展人打交道,不像學校一樣,在專業機構看見策展人對藝術的論壇與機制的操作,對自己本來在台灣的想像不同,像是文化的某種衝突,當別人把我們當成殖民國家,我們怎麼跟他們對話。」陶亞倫說。

   當膽量變大後,對於作品自然也產生了影響。陶亞倫舉例說他曾以「留白」為名創作一個大型裝置藝術,並在101大樓旁展出。陶亞倫認為101大樓是台灣與世界最近的地方,101大樓以中國鐘為外型,但這種摩天大樓的本質卻是西方資本主義,象徵著金錢慾望,「想著要怎麼跟他對話,所以我就故意做一個完全空無一物的東西,對於很滿且慾望極端的東西作對比。刻意放一個很空的房間,人走進去什麼都沒有,雖然是很小的房間,但是利用視覺幻象,視野卻很寬廣,人進去他抓不到東西,他不像你到101逛街可以看見很多物品,待久了就只能聽到自己的心跳聲。」陶亞倫說,透過裝置製造一種內省式的空間精神狀態,進而進行對話。陶亞倫認為,在美國經歷所訓練出的膽量,讓他在思考創作時,會利用所處文化的不同,來突顯出身體與精神差異。

不只是藝術家,任教也是學習

 陶亞倫的作品自1997年獲得台北市立美術館的《台北獎》後,開始受到藝術界的關注,曾有人稱他為「台灣下個世紀最有希望的藝術家之一」,但他卻否認這個說法,認為自己只是運氣好,剛好碰上了藝術的轉型期,開玩笑地說:「那個寫這句話的人,看到我現在這樣應該會失望。我在藝術界一直不認為自己是主流,雖然很多人覺得我是主流,我覺得一旦一個人變成主流,就腐化了。」言談間透露出陶亞倫不受制於他人眼光,且勇於挑戰的個性。

   選擇離開待了近15年的台北藝術大學,進入政大傳播學院也是這個原因。「我來政大,藝術圈的人都知道,大家會說:『你在北藝大已經這麼舒服了,為什麼要來政大?』我在北藝大已經是副教授,可以一直到退休,我不用煩升等的問題,沒什麼行政工作,只要把書教好就好。但我的第一句話是:『我要來這裡學東西。』」陶亞倫說。

   陶亞倫認為,他在每個學校任教的階段,對於自己的作品都有深刻影響。「我到學校來倒不是為了教書,而是到學校來學東西,我學到後自然會把這些東西分享給同學。」陶亞倫說。2000年至實踐大學的視覺傳達設計系,接觸動畫與電影,慢慢將以前大學玩的影像帶到作品裡; 2003年到台北藝術大學,開始學習互動藝術,而自己的作品也會跟著所學過程慢慢轉變。後來,當大家都在談論影像時,陶亞倫卻開始對光有興趣,「我的個性從小就不想跟別人走一樣的路,越不一樣越好,我的邏輯是:做到小而精,才會有大的影響力。」陶亞倫說。

   陶亞倫認為自己在學校,不能只是藝術家身分,還有老師的身分。「我的人生觀跟其他人不一樣,我今年都快50歲了,在學校教書也大概再10幾年就可以退休,我的想法是,如果我下半輩子還能有什麼發展,自己也會有點期待跟欲望,這輩子不是只搞藝術,老師的身分其實要幫助學生面對這個時代,幫助學生就業,其實也是提升台灣的整個實力。」陶亞倫說。

期許與政大的碰撞與革新

   陶亞倫認為,台灣目前藝術界產業太小,「藝術要好,要整個社會發達,社會基底好,整個台灣藝術文化才會活絡,但台灣經濟其實在走下坡。」陶亞倫說。因此他開始轉向思考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這成為了他選擇到政大傳播學院的主因。

   其次,陶亞倫說:「政大有我要學的東西。」他認為,下一波不管傳媒科技或新媒體如何演變,主流應該是在網際網路或程式網路上,而不是封閉的美術館裡,政大的資訊科技學系與數位內容學系的整合,正好可以因應這個時代潮流。當看見傳播學院轉換成大一大二不分系的模式,陶亞倫表示,他看見了政大想要轉變的強烈企圖心,且政大擁有這方面的人才,目前只是缺乏整合,「我是抱著興奮的期待來的。」陶亞倫說。

   至於談到未來,陶亞倫認為,台灣的下一波產業龍頭是文化創意產業,但是目前文創產業在台灣的推動都僅限於藝術界裡,藝術界跟產業又有極大的脫節,文創產業必須透過傳媒與藝術的結合,才能發揮作用。因為看好政大的發展性,才選擇到政大任教。「我也不知道來這裡會碰撞出什麼東西,最起碼的是我知道這個時代在改變,如果我們在學校能搞一些東西是有前瞻性的,不管業界跟不跟得上,至少可以讓大家知道這個趨勢,我們先作一個模型出來,覺得對台灣有幫助。」陶亞倫言談間透露出對於新環境的期許與野心,企圖打破大眾對於藝術的成見,將藝術融入於我們生活中,不再高不可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