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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虛白 虛懷若谷的新聞研究教育拓荒者

  • 2012-10-25
  • Ruling Digital

【朱立撰稿】

  「一生最滿意的工作,就是新聞與教育。」

  他的中西文學修養深厚,想從事文學創作,可他卻辦了報紙。他把報紙辦得有聲有色,可他卻又被迫放棄。他沒想過從政,可他卻做了二十多年政府的新聞、宣傳官。一切似乎都事與願違,然而不管做什麼,他都起勁地幹,盡心盡力把事做好。從政,受限於時局,他無法施展,而有志難伸,有滿腹挫折與遺憾。但辦教育,他有了滿足,滿足來自他在國立政治大學創辦了新聞研究所,做了教新聞的老師,為社會、為新聞界培育了許多棟樑。

  他是曾虛白教授(1895-1994),重慶時期中央政治學校中國新聞學院的副院長,政治大學在台北復校時的新聞研究所第一任所長及新聞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新聞系的系主任,他沒做多久,不過,新聞研究所所長卻做了很久,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九年,共十五年。他開拓了新聞教育與研究的新境界,樹立了典範,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他在自傳中說,一生最滿意的工作就是新聞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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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香薰陶,樂觀達觀

 曾老師是江蘇常熟人,成長書香門第中,曾祖、祖父和父親都是鄉里敬重的飽學之士。在家,三歲讀的是老師自《爾雅》選撰的方塊字,五歲讀的是《時務報》、《強學報》、《湘學新報》、《新知報》等維新報刊中選出的文章;小學,他讀的是四書五經、《古文觀止》、《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等古籍。父親孟樸先生(1872-1935)是位擁有批判與改良精神的文學家,著有《孽海花》與《魯男子》兩部傳世的小說。受到父親的薰陶,曾老師扎下了厚實的國學基礎,愛上了法國文學,養成了對文學的喜好。年輕時,他最喜歡卡萊爾的《英雄與英雄崇拜》、奧斯汀的《感知與感觸》、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卡夫卡的《美國》、喬歐司的《猶利雪司》與邊勒魯意的《阿弗洛狄得》。這些書談人格領導、寫男女情愛、論老莊的無為哲理、創嘻笑怒罵新文體、試讀者難明之筆或大膽寫人生百態,啟發了曾老師的文學修養與人生哲理。在和父親主辦真美善書店的三年半間,他還寫了三十幾篇短篇小說和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家鄉、曾家和父親陶鑄了曾老師「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品格,使他關心國家社會,使他勇於革新,也勇於負責。

 民國元年,曾老師考入聖約翰大學,讀了兩年中學和四年大學。聖約翰的教學與管理嚴謹,非常重視在團體生活中陶冶同學的品性,所有中學生都必須住校,沒有家長請假信,無論平時或週末都不許外出。聖約翰實施「學長階級制」,高年級所享的自由便比低年級的多,大學生可以外出,還可以吸煙斗,曾老師吸煙斗的習慣也是這樣養成的。聖約翰也實施軍訓,學生依西方軍隊編為班、排、連、營,並設班長、排長、連長、營長,還有值日官,全校的總司令是營長,負責召集連長開軍事會議,安排操練與人事升降與獎懲。同學的升遷全憑表現與年資,曾老師勤奮努力,在聖約翰六年,畢業前也才升到副連長。這個制度培養了學生的榮譽感,也鍛練了學生的領導能力。聖約翰是基督教聖公會在上海開辦的大學,非常重英文,也重通識教育,有很多文學、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心理學、天文、地理、化學、物理的選修課。廣博的人文教育磨練了曾老師成就事業的本領,此外,他總抱持「自得其樂」與「知足常樂」的人生觀」,只問耕耘而少問收穫,重實質而輕虛浮,這些都是曾老師從小就養成了、也是老師得享高壽九十九的秘訣。

辦報展才,開拓創新

 要敘述曾老師的一生,就不能不談董顯光博士(1887-1971),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兩人的工作與事業幾乎密不可分。董顯光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就讀,因母親病重而放棄學位回國。一九一三年回國後,他先後在上海的英文報刊China Republican、Peking Daily News和Millards Review工作,能採、能寫、也能編,是當時少見的老練而專業的新聞工作者。一九二五年,他在天津創辦《庸報》,一九二九年,他應聘為上海英文《大陸報》總經理兼總編輯。

 曾先生一九二一年,在天津交涉公署任英文科科長,於一九二六年被調往漢口工作,結識了董顯光,由於志氣相投,兩人迅即結為亦師亦友的莫逆知交,長期合作打拚的伙伴。第二年年底,曾老師應董顯光邀參加《庸報》,當了約一年的記者,訪問過軍閥吳佩孚,接觸了報館的營業、印務與編採,種下了對新聞工作的興趣。

 一九三一年秋,在董顯光介紹下,上海《大陸報》與《時事新報》兩報董事長張竹平邀曾先生籌備《大晚報》,出任主筆兼經理。翌年,報紙創刊,曾老師起用年輕人,捨文言而用白話語體文,在新聞採訪、寫作、編排與發行推銷上都大膽創新,在上海報界創下奇蹟。

 當時中日兩國在淞滬地區大戰,民眾關心戰事進展,曾老師乃充份報導戰況時局,不到兩星期,報紙的銷數便飆到五萬份,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西安事變後更達到日銷八萬份,破了報紙在地銷售的記錄。不過,《大晚報》雖然賺錢,但老闆張竹平的另三家新聞機構則經營不善,虧損年年,此時中日已爆發全面戰爭,上海終在一九三七年秋棄守,《大晚報》被迫收場,曾老師也決定共赴國難了。

投身抗日,力拚國宣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爆發,中日全面開戰,中央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董顯光被派為軍事委員會第五部副部長,專責國際宣傳,並薦曾老師任國際宣傳處處長。董、曾二人從此開啟了我國近代國際新聞傳播的艱鉅工作,早期國際宣傳的構思、佈局、人事、組織與運作差不多全出自曾老師之手。除了統籌駐紐約、華盛頓、舊金山、倫敦、巴黎、新加坡、仰光、墨西哥等地的辦事處外,最重要的工作便是與戰時在華的外國記者聯絡,並負責軍事新聞檢查。董顯光在自傳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Farmer《一個中國農夫的自傳》中寫道:

在整個戰時中,分擔我這副沉重擔子最主要的人,當然就是處長曾虛白。他沒有擔任這份工作以前,就跟我先後在幾個崗位上共事了二十多年。他是位飽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學者,又是一位能深思熟慮的設計者。我生性熱烈易衝動,處理事務時極需要這樣一位同事來平衡我的決策。我又是個在西方受教育的人,每遇東西觀念矛盾不能取決時,虛白經常以很冷靜的幾句話或引中國歷史中的一句格言點醒我應循的方向。我在重慶工作的七年中,虛白的辦公桌子永遠面對著我的。凡是我的做事,他都參加並且貢獻意見。

 抗戰勝利後,董顯光力辭宣傳部副部長職歸隱美國,曾老師便肩負起了國際宣傳的重擔,他先將國際宣傳處自重慶遷回南京,並獨撐大樑達一年半。隨著內戰擴大,國事每況愈下,為因應中共宣傳,一九四七年四月,行政院將國際宣傳處改組成立新聞局,董顯光復出任局長,鄧友德與曾先生任副局長,分管國內與國際宣傳,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先生隨董顯光辭去新聞局職位止。在國際宣傳與創設新聞局上,董顯光與曾先生闕功至偉,如果說董顯光是國際宣傳與新聞局的生父,那曾老師就是國際宣傳與新聞局的養父!

除舊佈新,中廣發聲

 中國廣播公司是曾老師在台灣事業的起步,也是他發揮長才的另一重要機構。中廣的前身是一九一八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廣播電台,後改稱中央廣播事業管理處;抗日戰爭勝利後,政府即有計畫改組為公司,因國共內戰漫燒全國而受阻滯。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台,十一月公司改組完成,董顯光出任第一任總經理,曾老師與吳道一任副總經理,分管節目與工程。曾老師汰劣立新,網羅名家以強化文藝性節目,設「青年講座」,談婚姻、讀書與修養,以吸引青年聽眾。此外,曾老師還配合大陸中共情勢製作特別節目,幫助聽眾瞭解中共的專制作為與對藝文界的鉗制和壓迫。翌年十月,曾老師奉命任中央通訊社社長,乃辭卸中廣副總經理職,但仍繼續主持自撰自播的時事評論《談天下事》。從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止,《談天下事》足足播出二十年整,打破了廣播政論的記錄。一九七○年與一九七一年,曾老師自二百八十萬字中選出一百九十萬字編輯成《談天下事》之「韓戰年代」與「越戰年代」出版。一九八二年三月,行政院新聞局在廣播電視金鐘獎頒獎大會上致贈特別獎予曾老師,表彰他對廣播電視的貢獻。

 中廣總經理董顯光邀曾老師任副總經理,是有特別用意的,因為當時美國政府成立了一間名為西方企業公司Western Industrial Enterprise的機構,負責蒐集有關中共的資料與情報,對中國大陸進行反共宣傳心戰。中廣奉政府命與西方公司在台分公司合作,而主責聯繫的便是董、曾二人,代表美方主其事者係甘露德Rodney Gilbert,是兩人在重慶國際宣傳處與中國新聞學院的同事、好友。甘露德負責中波廣播工程,曾老師則負責策劃節目,雙方合作愉快。三年後,一九五一年底,甘露德任滿回美,繼任者堅持將節目權劃歸美方,為董顯光所拒。為打破雙方僵局,中央乃將對大陸廣播之心戰工作移交負責對大陸工作之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另組中央廣播電台與西方公司合作,中廣對大陸的心戰廣播方才結束。

新聞通訊,服務傳媒

 政府來台初期,曾老師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主任,主管台灣之新聞、宣傳與文化工作,並兼中央通訊社社長。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曾老師接中央社社長時,中央社位於西門町一棟老舊而且簡陋、擁擠不堪的木屋,曾老師安頓了各地來台的同仁,並四處籌措經費,恢復國內外的通訊業務,成立英文部負責收發外電及英文稿件,並盡速與外國通訊社續約,重建各地海外辦事處,建立國際通訊網。與此同時,曾老師將鬧區的木屋出售,另擇當時較偏僻之松江路蓋建新廈,同時將舊樓換新廈的七十多萬餘款作為員工福利基金。從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二年六月退休止,曾老師先後任中央社社長十四年、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六年,總計二十二年。在任上,曾老師仿效美聯社模式,邀台灣各公私營報社、電台、電視投資,並推派代表組織董監事會,致力促使中央社「公司化」,使它的運作經費有了著落,可以名正言順地為國家與傳媒服務。

 一九五九年一月十八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曼谷召開第一次東南亞新聞發展會議,曾老師以中央社社長專家身份出席,被主席團提名為「新聞通訊社小組」副主席,蘇聯塔斯社社長卻意圖阻擾,曾老師乃據理而爭、借力使力,塔斯社社長終未能得逞。會上,曾老師還建議成立地區性東南亞通訊社五年計畫,以抗衡西方通訊社之壟斷,並蒙大會接納研辦。一九七八年四月,美國大眾傳播學泰斗宣偉伯Wilbur Schramm教授來台,出席政大新聞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合辦之學術會議,曾老師、馬星野、王惕吾、徐佳士等新聞界前輩設宴款待,我亦應邀敬陪末座。入席時,甫坐定,宣偉伯與曾老師就互相認出來了。原來二十年前宣偉伯是美方代表,目睹了曾老師與塔斯社社長的「交鋒」,對當時的激辯情況還記憶猶新。這件事說明了我國處境的艱難,也反映了我駐外人員在國際場合奮力戰鬥時所受的委屈。

 在上世紀的五、六十年代,信息昂貴且不甚流通,中央社在全球各主要大城蒐集新聞,向國內各地方報與電台及時供應國內外新聞與資料,對提升國民的世界觀是功不可沒的。在國際上,中央社向全球各主要傳媒發佈有關台灣的新聞,使世界各友邦國家能聽到台灣的聲音、看到台灣的勵經圖治,拓展了台灣的國際關係,也促進了台灣的外貿。

重慶肇始,指南繼業

 年輕時,曾老師曾任上海青年會、湖南長沙雅禮醫學院英文教師,也曾任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金陵女子大學前身)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曾老師也確有以教書為志業的想法,只是國家的局勢打斷了他的念頭。曾老師從政與抗日戰爭有關,參與新聞教育亦然。對日抗戰時,負責國際宣傳大任的是中宣部副部長董顯光,他認為國際宣傳最需要的是精英文的人才,經報蔣委員長核准後,在一九四二年年底,找上了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同學、當時任院長的Carl Ackerman。在美國國務院的支持及Ackerman的大力協助下,於一九四三年在重慶中央政治學校創辦了中國新聞學院,負責為國家培養精通英語的國際新聞與宣傳人才。董顯光自任院長,曾老師任副院長兼實習英文報Chungking Reporter《重慶新聞》社長。哥大新聞學院則派Harold L. Cross 任教務長,Rodney Gilbert、Richard T. Baker、Anthony Dralle與Floyed D. Rogers為教師,Ackerman本人亦親自授課。中國教師則有甘乃光、潘公展與馬星野等,分別講授中國政府、三民主義與新聞學。中國新聞學院只辦了兩期,就隨著抗戰勝利而結束了。重慶的經驗因日本投降而結束,兩年期間為國家培養了五十九名優秀的新聞、國際宣傳、外交、學術人才,曾在新聞系所任教的王洪鈞、創辦China Post的余夢燕、前駐牙買加大使凌崇熙、前駐哥斯倫比亞大使館參事周森鏞、在聯合國服務多年的李惠苓等都畢業自該院。

 一九五四年,國立政治大學在台復校,成立新聞研究所,曾老師是創所所長,第二年,大學部恢復新聞系,再兼系主任。翌年,謝然之接任系主任,曾老師則專任新聞所所長。曾老師是位「無為而治」的領導者,他認為新聞教育必須理論與實務並重,須在承繼傳統的基礎上從事研究,培養有開闊視界的通才,以因應快速變遷的社會。因此,新聞所招生不限新聞主修生,凡政治、法律、文學、藝術、社會、心理等皆可報考。優秀的學生必須有名師教導,曾老師乃聘請國內具有專長的新聞界耆宿擔任教授,並向美國傅爾布萊特基金申請經費,每隔一年聘請一位教授來所開課。總計在老師擔任所長的十五年任內,共聘請了六位美籍、二位日籍的客座教授,開設公共關係、大眾傳播、民意、國際傳播、新聞採寫等課。我在新聞所兩年,除曾在重慶任教的Richard T. Baker教授客座了一學期外,來短期講學的還有介紹行為科學研究的哥大新聞學院喻德基教授、演講民意理論的日本世論協會會長小山榮三教授與專精科學新聞的哥大新聞學院John Foster教授。曾老師非常重視培養學生的國際觀,在新聞所創建初期,在我國駐日本大使董顯光的協助下,新聞所第一班同學還曾遠赴日本參訪一個半月,考察當地的通訊社、報紙與電台。

 在新聞所,曾老師開「民意原理」一課,從儒家的民本思想講到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到美國的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從經典的政治公共哲學,到當代社會科學態度與行為改變的理論,老師都侃侃而談。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可能是台灣極少數開民意或輿論課的學者。研究所畢業後我赴美留學,才發現老師差不多已經掌握了主要的文獻,這在經費不足、信息不流暢的年代是相當不易的。

大師開創,提攜後進

 曾老師主持新聞所,開創了政大及台灣新聞傳播研究教育的傳統。一九六二年,他向亞洲基金會申請款項,邀約閻沁恆、陳聖士、李瞻、亓冰峰、朱傳譽、張玉法、常崇寶、黎劍瑩等人分章撰寫《中國新聞史》,這是一九二六年戈公振《中國報業史》出版後的第一部新聞傳播史,它跨出了傳統的報紙、雜誌,涵蓋了新興的廣播電視媒介,將新聞史研究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這部七十萬字的巨著是海峽兩岸三地許多大專新聞院系的教科書。與此同時,曾老師還聘請專研新聞傳播史的朱傳譽先生來所任教,支持他研究先秦傳播、中國歷代民意、言論與新聞自由發展史,再為新聞傳播歷史的研究開拓了新視野。

 曾老師在新聞所的另一項供獻是促成《新聞學研究》出版,第一期由朱傳譽任執行編輯,以新聞自由與自律為主題,有論文、譯介、史料和研究新聞自由與自律的參考書目,呼應了曾老師在〈發刊辭〉中的揭示:「因為傳播事業的發達,新聞學不再是一門研究技巧的學科,而變成了社會科學中重要的一門」。從一九六七年到現在,《新聞學研究》已出版四十多年、二百多期,是全球華人新聞傳播學界歷史最久、審稿最嚴與水準最高的學術期刊。

 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我國第一位傳播學博士朱謙曾於在政大新聞所任教,在老師全力支持下,他開設大眾傳播理論,引介社會科學量化研究方法,開展傳播研究。曾老師九秩華誕時,朱謙教授寫道:「文章道德和提攜後學不遺餘力者惟虛白先生和史丹福業師宣偉伯教授二人,宣偉伯是大家公認為大眾傳播學的泰斗,而開創中國近代新聞學及傳播研究的大師除虛白先生外莫屬也」。朱謙教授是我在美國南伊利諾大學求學與夏威夷東西中心從事研究時的業師,向不輕言取悅他人,我是曾老師的學生,也曾在東西方中心傳播研究所與香港中文大學親炙曾、宣兩位大師的教誨,個人還見證、經歷了華人地區四十年多來新聞傳播教育及研究的發展,朱老師對曾老師的讚頌,是「於吾心有戚戚焉」的。

 一九七三年,中國文化學院邀曾老師為華岡教授,任三民主義研究所所長兼博士班主任,他給自己的使命是要將三民主義的研究學術化和國際化。他聘名師從教育、法律、經濟、社會、政治等不同角度鑽研,他規定招生時審查申請者的碩士論文,考他們用英文論述三民主義的能力。見到商業主導的新聞傳媒未能照顧社會大眾利益,曾老師念茲在茲的便是建立一個非謀利、「公營」的三民主義傳媒制度,使傳播事業成為「非國營」、「非政府營」,而「純純粹粹由整個社會全體人民共同經營管理之」。

 揚棄教條式的單向灌輸,曾老師運用科學理性的方法研究三民主義,這是追尋真理的正確方法。但從學術自由的角度看,獨尊某一主義則又有違追尋真理的客觀原則。不過,從曾老師一生的言行看,他所遵行的是自由、民主與平等,而非教條。曾老師生於衰敗的清末,長於民初軍閥混戰,親歷對日八年堅苦抗戰,見證了國共的慘酷鬥爭,到了台灣才有機會專心從事國家建設,他篤信並宣揚三民主義就不足為奇了。新聞工作、學術研究與宣傳理應各自獨立,但在風雨飄搖的年代,在國家隨時面臨滅亡的緊急時期,曾老師及同儕在國內外逆勢之中奉獻、犧牲,他們的「非常態作為」不但可以理解,而且還顯得格外可敬!

白雲在天,典範長存

 曾老師對教育的關心是全面而前瞻的,一九五三年九月,他應邀赴美訪問四個月,考察美國工人與農民現況及工商企業管理,並參觀新聞通訊社、報館、電台。當時,美國電視已經普及,曾老師深為這個新科技的教學與社教功能所吸引,返國後他將心得呈報當局,主張建立以公益與教育為主體的公共電視制度。曾老師深知新聞傳播對社會影響至鉅,時以提升新聞傳播素質與道德為念,一九七○代初便曾函諭我留意普立茲新聞獎之運作,蒐集相關資料。一九七四年,曾老師八十壽誕,親友、學生籌募基金,成立「曾虛白先生新聞獎」,每年頒贈對新聞報導與新聞學術有卓越成就者獎金。一九八二年三月,新聞局在廣播電視金鐘獎大會頒贈老師特別獎,表彰他在廣播電視上的功績。同年九月,中華民國大眾傳播教育協會致贈曾老師紀念銀屏,表揚他對新聞教育之卓越貢獻。一九八三年,中國文化大學頒贈曾老師榮譽文學博士,以褒揚其對國家與教與育之建樹。一九八六年,行政院頒贈曾老師文化獎,嘉許他對復興中華文化的貢獻。

 曾老師一生忙碌,忙追求知識,忙新聞業務,忙為國宣傳,忙教書。他所忙的事固然不同,但都與新聞傳播有關,且都是開創性的事業。曾老師能者多勞,經常身兼數職,無論處在什麼崗位,總把國家社會的利益放在個人利害之前,是位徹頭徹尾的愛國者。在追憶與曾老師的共事經驗時,董顯光稱讚他「是位飽受中國文化薰陶的學者,又是一位能深思熟慮的設計者」。對日抗戰時曾在國際宣傳處追隨曾老師的朱撫松稱讚他「為一般公教人員樹立一個令人十分欽仰的楷模」,蘇雪林說他是「政論家、文學家、新聞學家」,陳紀瀅說他是「傳播界的瑰寶」。一九八三年,曾老師八九壽誕,他在中央政校和中央社的老友、新聞界耆宿馬星野賀道:「曾經滄海,虛懷若谷,白雲在天,俯覽無餘」。

 曾老師與師母結褵六十五載,伉儷鶼鰈情深,晚年幾乎每天都在住家附近攜手漫步。對子女,曾老師從不疾言厲色,反倒常和他們嘻鬧,用身教代言教。曾老師身材高大,望之道貌儼然,可他待人隨和,臉上常帶慈祥笑容,在部屬與學生心中是位「即之也溫」的開明長者。曾老師一生滿懷憂患意識,無時無刻不記掛著國家的安危與建設,然而我沒在課堂上聽他誇談過什麼愛國的大道理,他只用行動實踐理念,向社會與年輕人示範。曾老師擔任過許多要職,但最感滿足的則是從事新聞與教育工作,在自傳中, 他自喻兩者合而為一、交織成了「一根辮子」。曾老師桃李滿天下,許多學生在新聞、外交或學術界都有傑出成就,見到學生「出將入相」,自己也會「不禁歡喜若狂」。

 我非常幸運,在政大新聞所做了曾老師的學生,選讀了他開設的「民意原理」。當時,老師已七秩高齡,但身體硬朗健碩,講話鏗鏘有力。當面,同學們叫他「老師」,私底下,我們尊稱他「曾老」。我向來敬畏老師,直到我與同學翻譯貝克(Richard T. Baker)老師的《美國報業面臨的社會問題》,去請曾老師寫序並為書名題字,才和老師有了互動,後來我與內子文訂,更蒙老師福證,使我們倍感榮寵。曾老師溫文儒雅,是位「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君子。讀研究所時,教我們「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朱傳譽老師蒙受不白之冤,老師三訪情治首腦,並聯同另兩位國民黨新聞界元老馬星野與謝然之去函警備總部為朱老師辯護,可惜依然徒勞。出國前的暑假,我親聞曾老師為朱傳譽老師奔走一事,也曾數次親見老師無奈搖頭歎息!

 這些都是四十年多前的往事了,但老師的風采與義行,現在依然歷歷在目。擔任新聞所所長時,老師還得兼顧繁忙的公職,但無論寫作、處理公務或教書,他總全心全力以赴,無時無刻不以國家社會的福祈為念,用身教為後輩留下了典範。(二零一零年三月於瞥未居)


【小檔案】
曾虛白 教授
上海聖約翰大學
1927年 在天津參與創辦《庸報》
1928年 在上海與曾樸創辦真善美書店
1932年 2月在上海創辦《大晚報》
1949年 遷居台灣擔任中央通訊社社長、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主任、新聞研究所所長
1972年 退休

註:原文〈曾虛白:新聞教育的領航者〉,《臺灣教育人物誌IV》,國立教育資料館二零零九年出版。本文係作者改寫而成。 

本文轉載自《提燈照路的人:政大新聞系75年典範人物》(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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