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bit

研究特寫/台灣電視改革的吹哨者:馮建三

  • 2012-09-24
  • Ruling Digital


This is an image【傳播學院張鴻邦報導】提到台灣公共媒體研究,「馮建三」這三個字,是經常被提及的學者之一。他能泰山成其大,關鍵原因在於:畢業於英國李斯特大學,而英國擁有國際上最負盛名的公共媒體──英國廣電協會(BBC);他翻譯或發表關於國內外公共媒體的研究與評論,甚至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撰文〈電視制度,傳播科技與文化生產的資本化:公共電視還有明天嗎?〉,引進英、美、德、法等國的電視政策,作為台灣公共電視制度之鏡。更重要的是,他能以深入淺出的譬喻,來說明公共媒體的價值,「廁所與媒體」就是鮮明的例子。

神來一筆:公共廁所與公共媒體

   廁所與媒體,看似風牛馬不相及的兩個設施,「只要冠上了『公共』一詞,兩者的概念其實是類似。」馮老師以台北市經常可見的公共廁所當作例子,公共廁所滿足了使用者的需求,且不限制使用者身份,民眾可免費使用公廁的方便與乾淨服務。

   「透過公共廁所來比喻公共媒體,正是要藉著具體且生活化的經驗,讓大家稍微理解公共媒體其實是如此的便民基本設施。」他說,政府經過政策規劃以及經費的挹注,為民眾建立公共服務媒體,可照顧不同族群、不同興趣者的電視需求,民眾只要付出些許金錢,便可使用、收看公共服務電視提供的清爽內容。「它的助益,會是全民收益!」馮建三教授強調。

   以「公廁」妙喻公共媒體,他如何神來一筆?

不同公廁  猶如不同媒介服務

   原來,話說2002年英國為夜歸人設置夜間公廁、北京為迎接2008年奧運大興公共廁所,馮老師觀察到這兩個現象,因此靈光乍現想出「廁所與媒體」之喻。即使時光變遷,台灣已從當年一家公共電視成為五家共存的公廣集團,馮老師認為「公廁」比喻仍然生動。

   他指出,當前公廣集團如同集結了各種需求的公共廁所,像是男女廁所、殘障廁所、或是親子廁所;然而,空間的布置、使用者動線或使用者的情緒,因為政治人物不肯認真規劃的狀態下,使得廁所(公廣集團)整體表現並不完善。他具體指陳,自2010年起,公視基金會董事會受到遴選交接程序、新聞局缺乏妥善作為,以致出現一股窘態:董事會「占著茅坑」──無法改選與替換,更因此影響民眾使用媒體的權利與應該享有的服務。

   「解決之道,是全盤政策規劃,」大眾傳播博士的馮建三認為,「針對不同的廁所需求或是媒體服務,再做適當的規劃與安排,就能發揮應有的助益。」

   透過廁所比喻,馮建三老師具體描述了公共媒體具有的便民價值。同時,他也提出預警,若是政府持續缺乏政策作為,導致公廣集團失去應有服務水準,公廣集團恐怕將淪為眾人捏鼻而過、不願親近的廁所。「這不是修好某個馬桶或是設施,一切便能迎刃而解」,馮建三老師強調,「我們需要全盤且根本的政策規劃,正視且採納民眾的意見與期待,政府更是責無旁貸。」

維護公廣集團  政府有責人民有權

   1990年,馮建三老師從英國學成歸國投入教職,隔年就參與台灣電視媒體的改革運動,他一方面投書評論電視媒體過於商業化,另方面積極參與台灣公共電視建台運動,大聲疾呼媒體的公共服務精神。20多年來,「電視改革」隱然成為馮老師最鮮明的研究特色。

   學者羅素說:「不少偶然事件,影響了個人歷史的進展。」馮建三老師曾在著述《文化.賄賂.脫衣秀:解讀資本主義的傳播符碼》一書的自序裡,引用羅素的這句話,說明他最初踏進新聞領域,是因為偶然在書坊買了本《新聞天地》文集。然而,2002年後的兩個偶然稿約,開啟他在電視改革研究之外的兩個新研究課題:中國傳媒研究以及傳播權。

兩篇稿約  打開學術國際視野

   馮建三老師回憶說,1982年就讀政大新聞所碩士班時,曾修讀潘家慶老師的「大陸傳播制度研究」課程,在留學英國到返台教書的期間,雖然持續收集大陸媒體學術資料,卻遲遲沒有機會發展成為學術文章。一直到了1999年夏季,機會之門開啟。

   當年,鄭瑞城老師(後出任政大傳播學院院長、政大校長)邀請學者們分別就不同主題撰寫專論,其中,大陸傳播議題尚未有合適人選,馮建三老師主動請纓,隔年完成後,分別在台北發表〈中國大陸媒體改革及其對台灣的意義〉,以及在香港發表〈傳播與市場社會主義:中國與西歐媒體的經濟分析〉。馮建三老師表示,中國傳媒的研究一直持續到現在(指2012年,請見文末附錄);至於鎖定傳播權的研究,也是來自於一場稿約。

   2002年,「國家政策季刊」邀請馮老師撰寫論文,主題為「新聞自由與國家安全」。他認為如果依照主題撰寫文章,恐怕難有新論點。幾經思考,最後決定配合「國家政策季刊」的人權專題,書寫〈人權、傳播權、新聞自由〉一文。

參與國際  視野更高層樓

   極為湊巧的,聯合國分別在2003與2005年舉辦「資訊社會世界高峰會議」,傳播權成為國際傳播人士關心的議題,馮老師獲得推薦,參加了「世界基督教傳播協進會」、「亞洲論壇」等組織舉辦的相關集會與討論。會議中,馮老師最大的收穫,「是瞭解國際不同群體對於傳播權利概念的解釋與堅持。」即因這番體認,讓他得以持續深化傳播權利的研究。

   「最早的時候,我是用台灣角度看中國傳媒環境,」隨著研究版圖的擴張、學問研究的深化,馮建三老師開始思考:「中國傳媒的改變,是否給予台灣經驗一些啟發。」他說,台灣報紙在報禁解除之後,由於政府缺乏縝密思考,遑論執行傳播政策,使得報紙無所適從、品質下降。他反問自己:現階段處在解禁轉換過程的中國報紙產業,能夠有機會看到台灣報業的過失,形成比較民主的、符合讀者的福祉變化嗎?

   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馮建三老師再拋出一個問題:「假使中國大陸能變得比較好,對於台灣,是不是也具有正面意義呢?」他認為,中國傳媒研究具有學術探究的價值,便是能夠提供台灣傳播政策一個反思的機會。

國際差異  刺激思考

   在參與國際組織討論傳播權的經驗中,馮建三老師體認出不同的國家、地區或群體在討論傳播事務時,有著不同的關懷與需求。他舉例說,非洲諸國的南方世界重視運用科技促進社會發展,以英美為首的北方國家則強調擴大傳媒的公共服務,以及去除私有化問題。馮建三老師指出,這些國際差異刺激我們進一步思考:傳播權利如何容納國際差異、該如何調整傳播制度以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等等問題。

   在高中時期偶然買了一本新聞文集,未料引領馮建三進入了政大新聞系,且一腳踏進新聞傳播學術工作,再以專業的「電視改革」研究讓人看見他對台灣社會的關注與投入,甚至跨出台灣,走進國際。

   高度不同,視野當然不同。深具國際觀的馮建三教授,有朝一日,終將會再帶給台灣傳播媒體的神來一筆。

   正因為他是馮建三!

【小檔案】
馮建三
英國李斯特(Leicester)大學大眾傳播博士
傳播政治經濟學、中國與西歐傳媒研究、市場社會主義與傳播媒體、傳播科技研究